以《唐律疏议》为基础，以律令为主要支柱的独特法律体系挟唐王朝的强劲位势而影响了此后各朝和周边各国的历史进程。
(98)前引(72)，黄源盛纂辑书，第1000-1001页。作为近代中国法律继受的关键环节，民初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适用尤其值得考察，然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着实不够。
在大理院1917年上字第1004号判例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公共流水非私人所得专，故水流地之所有人，以不害他人使用之限度内，得自由使用公共之流水。近代中国民法(含草案)的分则部分也贯彻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尤其集中在相邻关系部分。(96)前引(88)，黄源盛纂辑书，第844页。(45)《中华民国民法》的主要起草者史尚宽在《民法总则释义》中对该条解释道：原来权利之行使。正如有学者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中的私权保护有消极保护与积极救济两个层面。
在大理院1920年上字第105号判例中，上告人与被上告人分析家产后，被上告人将祖产卖出，上告人认为，被上告人无子，若没有祖产将来恐怕没有人肯承嗣，因此上告人自以为为尊重血统保护同宗起见，当然有告争之权，且他认为被上告人卖祖产存在主观恶意：谓被上告人卖产果为要需，何以不先变本身在京自置之产，今无端先卖祖产，可证明蓄志异姓乱宗。(12)欧洲中世纪时期，日耳曼法因团体主义之发达，对权利的限制更为重视：较之罗马法之绝对不可侵犯所有权之观念，已倾有社会化团体化的倾向。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开辟和拓展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为创造中国奇迹、实现中国之治夯实了深厚的法治基础。⑩总结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制发展与变革的历史不难看出，在清末新政修律模式、辛亥革命政治与法治模式、北洋军阀政治法制模式和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法制模式的架构下，是绝不可能建构自主型的法治发展模式的，因而也绝不可能出现法治变革及其现代化的奇迹。由此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新两步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17)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44)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57)同前注②，习近平书，第5页。
人的主体性规律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逻辑主线。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当代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法治领域的实践创新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深入进行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更加有力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新发展阶段法治实践创新的有机结合，从而更加坚定地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更加生动地体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亦是更重要的，开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进程充分表明，在当代中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39)必须确保党能够有力有效地统筹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因之，法治现代化的价值意义，就在于运用法律形式确认和保障社会主体的自由与权利，维护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合法愿望和应有的尊严。(32)胡锦涛深刻阐释科学发展观的法治蕴涵，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把公平正义确立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机构成要素之一，强调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目标。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关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前进方向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始终考虑中国的国情特点，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很显然，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全球主张，愈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有力提升了当代中国法治在世界法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39)参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41页。
(6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产物，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施行治国理政的实践伟力。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⑥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15)党的十六大第一次鲜明提出依法执政的重大命题，(16)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基本内容和要求，(17)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在内容、方式上不断发展。很显然，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全球主张，愈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有力提升了当代中国法治在世界法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65)同前注⑦，习近平书，第265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加强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悉心谋划法治中国建设大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推进法治化的有机统一，坚持法治发展的变革性与连续性的有机统一，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树立制度自信，保持战略定力，从而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法治发展失序的严重后果，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从而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可行的全新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面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必须强化推进法治建设的组织保证，加大深入系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力度，切实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系统阐述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明确作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35)的重大论断，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36)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从而以良法善治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着力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坚定不移厉行法治，开创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感召力、塑造力明显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24)把开辟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自主设计和发展适合自己情况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既把握已经形成的历史传承，又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法治经验、确立的法治原则，还把握现实的法治需求，着力解决面临的现实法治问题，深刻阐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逻辑，进而开辟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集中彰显了我们党施行治国理政的实践伟力 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35)同前注⑦，习近平书，第2页。因此，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及其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指导，以当代中国正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根本遵循，悉心把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面临的历史性任务，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着力解决影响法治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为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夯实法治体制、法治制度和法治机制基础。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坚持走正确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无疑是一个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二)创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基础 文明社会法律思想的发展史表明，每个时代法律思想的新发展，都会有力推动这个时代的法律发展进程。
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必然性。(5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1)同前注⑦，习近平书，第68页。⑤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
(21)同前注⑦，习近平书，第110-111页。(52)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创新如火如荼，层出不穷，形成了重点突破、纵深展开的崭新局面。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制度，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6)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从形式上看，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制建设较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更为系统、更为完备，但从实质上观照，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法律发展运用宪法的时髦形式，先后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亦称袁记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史称贿选宪法)等宪法文件，并且在沿用清末相关法律的同时，创制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形成了新旧法律系统纷然杂陈、彼此作用的基本格局，借以确认和巩固军阀独裁统治。(61)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三)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如何对待本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34)同前注②，习近平书，第12页。
深刻论述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地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34)的重大命题，进而彰显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强调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且将是否得到人民拥护确立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的核心标准之一。
